[31]若干学者主张同一化认定，参见汪永清主编：《行政处罚运作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176页。
[73]参见赵宏：《保护规范理论的误解澄清与本土适用》，《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一审、二审法院均驳回原告诉求。
前者在实践中经常被作为事实认定而非法律解释问题来处理，后者也具有较大的主观性，难以为利害关系的判定提供客观性标准。（2）具体受益人规则 法规范的保护对象究竟是具体受益人还是不特定普通公众，也属于判断该规范是否具有保护私益目的的重要依据。[33] 当然，从一般法无法推导出主观公权利时，也可诉诸基本权的放射效应。这是因为，个人在我国公法中的积极主动地位与德国法中保护规范理论背后的个人消极被动地位及其所蕴含的个人主义精神并不相符。利害关系 科学界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对平衡权利救济和防止滥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种是内部效应，即当一般法是否具有保护私益之目的不明确时，将基本权的精神与价值透过解释方法放射至所涉法规范内部。[29]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行政裁定书。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不论是宪法条文本身，还是司法实践都存在一系列问题，不能有效激活合宪性审查机制，严重制约了宪法的实施效果，削弱了宪法的权威性。
宪法第47条在概括式确认了作为自由权和社会权双重属性的文化权利之后，又明确规定国家对于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其中后半句可以看作是对前半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补充，结果仍然是赋予了国家是否支持文化发展的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地方性法规中关于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以审计结果作为工程竣工结算依据的规定被清理。通过立法的去伦理化而反传统，同时树立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是当代中国立法的文化选择。[12]谢登科：《困境与突破：我国亲属拒证权制度反思》，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26]参见王锴：《论文化宪法》，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不同的国家义务主体对不同的国家义务履行的重点与方式是不同的。
其二，国家的文化资源配置政策，有可能导致文化利益的失衡，从而形成文化歧视。根据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一位公民提出的审查建议，对有关司法解释规定‘附条件逮捕制度的问题进行审查研究，经与制定机关沟通，相关司法解释已于2017年4月停止执行。一方面，作为自由权的文化权利要求国家严格履行尊重义务，避免对公民文化自由权的过度干预。(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设立实现了组织机构上的初步完善 2018年3月，我国现行宪法进行了第五次修正，《宪法》第44条修正案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但是，该章的内容并不能完全适应宪法解释的需要，从宪法解释议案的提出主体看，《议事规则》并没有赋予省级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的主体地位，但是在《立法法》第46条中，省级人大常委会已经是法律解释议案的提出主体。(四)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关键词: 宪法解释 合宪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 国家文化义务 文化权利 由于缺乏高效、有活力的宪法审查机制而导致的宪法权威性不足，在我国早已备受关注和批评。[4]参见任喜荣：《国家基本文化政策条款的规范分析》，载《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2期。
从目前的实践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概括行使宪法监督权，造成了合宪性审查的备而不用。[3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2年第2期。
[44] 我国文化立法的发展印证了上述判断。另一方面，宪法关于国家的基本文化政策以及公民文化权利的规定具有概括性，同时又分散在不同的章节，不论是立法裁量、行政执法还是司法救济都无法以之作为直接依据，需要进行系统精致的宪法解释。
文化权利具有自由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双重属性，也是宪法学研究中的基本共识。[7] See Asbjern Eid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 Textbook, Second Revised Editi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1，p.142. [8]参见龚向和、刘耀辉：《基本权利的国家义务体系》，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在葛长生诉洪振快名誉权、荣誉权纠纷案中，一审和二审法院都依据宪法进行了说理，但说理的方式却有所差别。然而，第47条同时确认了文化权利的自由权利属性，由于允许国家附条件承担保护与促进的义务，从而有可能降低国家对文化自由权的尊重义务的严格履行，削弱文化权利的自由权利性质。[25]《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甲)参加文化生活。备案审查制度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统计，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截至2017年12月上旬，常委会办公厅共接收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4778件，收到公民、组织提出的各类审查建议1527件，其中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范围的有1206件。
以社会主义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发展条款。对于地方政府取缔孟母堂是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问题，学者们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即认为孟母堂的教育行为的确违反了《义务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
[27]也有人认为，宪法中涉及文化的权利可以分为文化表现权、文化保障权、文化平等权、文化参与权，它们的完满实现构成文化政策法治化的根基。而案例4却将创作自由作为言论自由或表达自由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由于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就宪法条文专门进行解释，因此，宪法解释的建议主体、宪法解释的审议程序、宪法解释的效力等问题并没有在实践中引发激烈理论争议。[13] 文化执法的裁量空间同样巨大。
通过法院对宪法条文的说理性运用，进一步刺激宪法解释技术的完善。[52] 前引[48]，韩大元文。关于我国违宪审查模式的设计，曾有宪法委员会模式、宪法法院模式、复合型审查模式等学术探讨。但是，对于文化宪法条款的解释需要系统、精致的解释技术。
这种不考虑人伦亲情的立法立场，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恰成对照，从而具有明显的反传统的倾向。事实上，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是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基本方式，宪法解释方式更为灵活，有利于节约立法成本，稳定宪法秩序。
这样的规定方式与第22条采用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等表述方式形成了呼应，同时也与该条前半部分隐含的社会权利属性相一致。根据上文的系统分析，无论是具体发生在国家文化义务履行中的裁量空间过大问题，还是更为一般化的宪法条文之间的内在冲突和裁判说理的混乱，都将症结指向了极度不活跃的宪法解释现状。
2003年11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关于如何理解宪法第四十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电信条例第六十六条规定的请示》，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请示中涉及的宪法和法律条款进行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回函同意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的理解，就是典型的宪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广播电视行业开始产业化运营。
[51]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宪法解释权，同时行使宪法监督权(主要是合宪性审查权)，在行使宪法监督权的过程中，对宪法文本进行解释是基本的权力行使方式。[16]但是，由于这一事件所引申出来的父母的教育选择权问题、儿童的教育自由权问题、国家的权力边界问题却引起了广泛的学术争论。一方面，文化的内涵丰富，但凡与人的精神创造、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相关联的领域都可以被冠之为文化，文化概念具有模糊性和不稳定性，文化上的观念冲突极易形成。[59]汪进元：《宪法个案解释基准的证成逻辑及其法律控制》，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
合宪性审查机制整体上不活跃。周伟：《宪法解释案例实证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该条所发挥的主要规范功能是赋予立法者制度建构的积极义务，逐步实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国家文化发展义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韩大元教授曾指出：在20多年的社会改革进程中我们面临过许多需要运用宪法解释权解决的宪法问题，客观现实的发展也提出过启动宪法解释程序的契机。
[60]陈金钊：《法律解释学——立场、原则与方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54] 参见前引[39]，周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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